醉白堂记

故魏国忠献韩公，作堂于私第之池上，名之曰“醉白”。取乐天《池上》之诗，以为醉白堂之歌。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。天下之士，闻而疑之，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、周矣，而犹有羡于乐天，何哉？

已故的魏国忠献韩公在自己家的园池上建造了一间厅堂，取名为“醉白”。取白居易《池上》这首诗意，做了一首《醉白堂》歌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认为自己比不上白居易而羡慕白居易。天下的士人，听说这事都很疑惑，认为韩公比起伊尹和周公都毫不逊色，怎么还会羡慕白居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轼闻而笑曰：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？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，而不可得者。天之生是人也，将使任天下之重，则寒者求衣，饥者求食，凡不获者求得。苟有以与之，将不胜其求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，而行乎利害之涂，岂其所欲哉！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，浩然将归老于家，而天下共挽而留之，莫释也。当是时，其有羡于乐天，无足怪者。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，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，孰有孰无，则后世之论，有不可欺者矣。文致太平，武定乱略，谋安宗庙，而不自以为功。急贤才，轻爵禄，而士不知其恩。杀伐果敢，而六军安之。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，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。此公之所有，而乐天之所无也。乞身于强健之时，退居十有五年，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，尽山水园池之乐。府有余帛，廪有余粟，而家有声伎之奉。此乐天之所有，而公之所无也。忠言嘉谟，效于当时，而文采表于后世。死生穷达，不易其操，而道德高于古人。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。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，亦不以其所无自少，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。方其寓形于一醉也，齐得丧，忘祸福，混贵贱，等贤愚，同乎万物，而与造物者游，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。古之君子，其处己也厚，其取名也廉，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。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，自同于丘明，自以为不如颜渊。后之君子，实则不至，而皆有侈心焉。臧武仲自以为圣，白圭自以为禹，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，扬雄自以为孟轲，崔浩自以为子房，然世终莫之许也。由此观之，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。

我听后笑着说：韩公岂只是羡慕白居易？他是想成为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而做不到。上天生下这样的人，就是要让他担荷治理天下的重任，那么寒冷的人想得到衣服，饥饿的人想得到食物，凡是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想得到。如果全部满足这些需求，那么人们的要求将会没完没了。因此这个人终身处于忧患的环境之中，行走在利害相交的道路上，难道这是他想要得到的吗？韩公已经辅佐了三朝皇帝安定天下，如今他一腔正气将要告老还家，然而所有的人都挽留他，不放他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他的确羡慕白居易能安度晚年，这并不值得惊奇。然而拿白居易的一生与韩公相比，看他们两个人谁更仁厚谁稍浅薄，谁拥有什么谁欠缺什么，那么后代人的评论，就会更明白无欺。韩公以文韬使天下太平，用武略平定叛乱，出谋划策安定社稷，却不居功自傲。他急于召纳贤才，不吝惜爵位利禄，而士子们并不知道是出于他的恩德。他处理武各英明果断，使军队的将士们免受战争的创残。四方的蛮夷之人都想瞻仰他的风采，天下人都把安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这些都是韩公具有，而白公不具有的。在身体仍旧强健的时候请求退休，家居十五年之久，天天与他的朋友赋诗饮酒，极尽山水园池之乐。家中有吃有穿，还蓄养了歌舞女妓。这些是白公拥有，而韩公没有的。进献忠直的议论，在当世见到成效，而文章风采流传后世，不论得志与否，都不改变自己的志节，道德淳美超越古人，这些是韩公与白公共同具有的。韩公既不以自己所具有的感到骄傲，也不以自己未能拥有的感到遗憾，他只是准备在自己与白居易共同具有的方面借以托身。当他饮醉的时候，把得失看得没有区别，把祸福忘得干干静静，不分责贱，不辨贤愚，天下万物无所不同，而游于自然天地之间，他并不是有意将自己比做白居易。古代的君子们，他们把谦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他们追求的是廉直的名声。因此他们的仁爱忠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名声，世上的人将他们的美德代代传流，从不厌倦。凭着孔子的圣明，他仅仅说自己要上追老子彭祖，认为自己与左丘明相当，而自认为比不上颜渊。后来的君子们，还没有真正的德行，却个个都自以为很高明。臧武仲自认为是圣人，白圭自认为能与大禹相比，司马相如自认为不亚于蔺相如，扬雄自认为与孟轲不相上下，崔浩自比于张良。然而世人却始终不这样认为。由此看来，韩忠献公比其他人的确贤明得多了。

昔公尝告其子忠彦，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。既葬，忠彦以告，轼以为义不得辞也，乃泣而书之。

过去韩公曾经对他的儿子韩忠彦说，想让我为此堂写一篇记，还没来得及提出这个要求，韩公就逝世了。安葬过韩公之后，忠彦把这话告诉我。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，于是哭泣着写了这篇记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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