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心雕龙·诏策

皇帝御宇，其言也神。渊嘿黼扆，而响盈四表，唯诏策乎！昔轩辕唐虞，同称为「命」。「命」之为义，制性之本也。其在三代，事兼诰誓。誓以训戎，诰以敷政。「命」喻自天，故授官锡胤。

统治着天下的帝王，他的话是神圣的。帝王静坐御前，他的意旨能够满布四海，主要就是通过诏策了。在轩辕黄帝和尧舜的时候，帝王的话都叫做「命」。「命」的意义，本来是给有功德之臣赐以姓氏；它在夏、商、周时期，还包括像《甘誓》、《汤诰》之类的诰和誓。「誓」是用来教训军旅的，「诰」是用来实施政治的。「命」表示来自上天，所以用来授与官爵，赐给姓氏。

《易》之《姤·象》：「后以施命诰四方。」诰命动民，若天下之有风矣，降及七国，并称曰「令」。令者，使也。

《周易·姤卦》的《象辞》中曾说：「国君用命令来教训四方臣民。」诰命的作用，就如大风起于大地之间，所有臣民无不随风而动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就都称为「令」。所谓「令」，就是「使」的意思。

秦并天下，改「命」曰「制」。汉初定仪则，则命有四品：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敕。「敕」戒州部，「诏」诰百官，「制」施赦命，「策」封王侯。策者，简也；制者，裁也；诏者，告也；敕者，正也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又把「命」改称为「制」。汉初制走法度，把「命」分为四类：第一类叫「策书」，第二类叫「制书」，第三类叫「诏书」，第四类叫「戒敕」。用「敕书」来警戒州、部长官，用「诏书」来教训各种官吏，用「制书」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，用「策书」来封赠王侯。所谓「策」，就是竹简，「制」就是截断，「诏」就是告诉，「敕」就是戒正。

《诗》云「畏此简书」，《易》称「君子以制度数」，《礼》称「明君之诏」，《书》称「敕天之命」，并本经典以立名目。远诏近命，习秦制也。

《诗经》中曾说「害怕这告急的简书」，《周易》中曾说「君子要使礼尊卑有度」，《周礼》中曾讲到「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」，《尚书》中曾讲过「帝王奉正天之命」等，可见策、制、诏、敕，都是根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。后来重诏而轻命，是沿习秦制而来的。

《记》称「丝纶」，所以应接群后。虞重纳言，周贵喉舌。故两汉诏诰，职在尚书。王言之大，动入史策，其出如绋，不反若汗。是以淮南有英才，武帝使相如视草；陇右多文士，光武加意于书辞：岂直取美当时，亦敬慎来叶矣。观文景以前，诏体浮新。

《礼记》里说：帝王的话虽细如丝，一讲出来就变成粗绳；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。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，周宣王则把出纳王命的官吏视如喉舌。到了两汉时期，就由尚书来管理帝王文诰。帝王的话关系重大，往往要写入史书；话一出口就产生了巨大作用，好像人的汗水一样，出来了就不能返回。所以，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，汉武帝给他的书信，先要请司马相如等人审查草稿。由于隗嚣部下文士众多，所以，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。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美誉，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。查考西汉文帝、景帝以前的诏书，大都写得虚浮杂乱；

武帝崇儒，选言弘奥：策封三王，文同训典；劝戒渊雅，垂范后代；及制诰严助，即云「厌承明庐」，盖宠才之恩也。孝宣玺书，赐太守陈遂，亦故旧之厚也。逮光武拨乱，留意斯文，而造次喜怒，时或偏滥：诏赐邓禹，称「司徒为尧」；敕责侯霸，称「黄钺一下」。

汉武帝崇尚儒学，诏书就较为弘大深刻。如封齐王、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，文辞和《尚书》中的训、典相同，其深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，为后代留下了典范。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，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做官，这正体现了汉武帝爱才的恩典，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，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。东汉光武帝在治平了乱世之后，对文化学术颇为注意，但喜怒之情比较轻率，有时不免过分一些。如在给邓禹的敕书中，竟称邓禹为尧；在批评侯霸荐人不如意的玺书中，就用死刑来吓唬他。

若斯之类，实乖宪章。暨明帝崇学，雅诏间出。安和政弛，礼阁鲜才，每为诏敕，假手外请。建安之末，文理代兴。

如像这类诏策，实在是违背法度的。到明帝、章帝时，他们都重视儒学，典雅的诏书，还偶然出现一些。及至安帝、和帝时，政治松弛，负责诏令的尚书省又缺乏人材，每次写诏书、敕书，还要请外人代笔。到了建安末年，诏策文的写作迭更兴起。

潘勖《九锡》，典雅逸群；卫觊《禅诰》，符命炳耀，弗可加已。

如潘勖的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，写得高雅出群；卫觊的《为汉帝禅位魏王诏》，对曹丕的受命为帝，表达得十分昭明显著。要比他们写得更好，已不可能了。

自魏晋诰策，职在中书，刘放、张华，互管斯任；施命发号，洋洋盈耳。魏文帝下诏，辞义多伟，至于「作威作福」，其万虑之一弊乎！晋氏中兴，唯明帝崇才，以温峤文清，故引入中书。自斯以后，体宪风流矣。

魏晋以后，管理诏策的机构改为中书省，魏国的刘放，西晋的张华，前后担任中书监的职务，因此，发号施令的诏策，传闻于世的很多。这个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诏书，文辞义理大都写得宏伟，但有的诏书中，竟鼓励夏侯尚让其部下「作威作福」，这是他没有考虑周到的一点小毛病吧！晋元帝建立东晋之后，只有晋明帝比较重才；因温峤文笔清新，被引进中书省任职。不过从此以后，古代写作诏策的法度就逐渐消失了。

夫王言崇秘，大观在上，所以百辟其刑，万邦作孚。故授官选贤，则义炳重离之辉；优文封策，则气含风雨之润；

帝王的话是崇高而神圣的，这是因为帝王对全国情况有深透的观察了解，所以他的话能为各个诸侯效法，并使天下信服。因此，选拔贤才、授与官爵的命令，应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；褒奖或策封臣下的诏书，就要有和风雨露般的润泽；

敕戒恒诰，则笔吐星汉之华；治戎燮伐，则声有洊雷之威；眚灾肆赦，则文有春露之滋；明罚敕法，则辞有秋霜之烈；

关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，则要像灿烂群星吐出的光华；关于治理军事或召集诸侯会同讨伐的军令，就要表现出滚滚雷霆的声威；对于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人予以宽赦，赦书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样滋润；对于明赏罚、正法纪的文诰，则要像秋天的严霜那样刚烈：这就是写作诏策的基本要求。

此诏策之大略也。戒敕为文，实诏之切者；周穆命郊父受敕宪，此其事也。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，勿得依违；晓治要矣。及晋武敕戒，备告百官：敕都督以兵要，戒州牧以董司，警郡守以恤隐，勒牙门以御卫，有训典焉。

至于戒敕之文，是诏令中更为切实的一种；如《穆天子传》所载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，这就是戒敕文了。魏武帝曹操曾说，作敕戒应根据事实，写得明确果断，而不要依违不决。这就通晓治术之要了。到了晋武帝，就把敕戒普遍用于各种官吏：如告戒都督掌握军事要领，告戒州牧严格督察其下属，警戒郡守要体恤百姓痛苦，督促牙门将领要加强防卫等，都具有诏策的古义。

「戒」者，慎也。禹称：「戒之用休。」君父至尊，在三罔极。汉高祖之《敕太子》，东方朔之《戒子》，亦顾命之作也。及马援已下，各贻家戒。

所谓「戒」，就是谨慎。夏禹曾说：「用赞美来进行警戒。」国君、父母和老师是最尊严的，作为君、父和师，他们给人的恩德是无穷无尽的。汉高祖的《手敕太子》、东方朔的《诫子》，都是临终之前所作的遗命。从东汉马援以后，便开始留下自己的家戒。

班姬《女戒》，足称母师也。「教」者，效也，出言而民效也。契敷五教，故王侯称「教」。

班昭的《女戒》，可以称之为傅母和女师了。所谓「教」，就是效法，讲出话来老百姓便按照去做。舜的臣子契曾提出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」五教，所以后来王侯大臣对老百姓的训示就叫做「教」。

昔郑弘之守南阳，条教为后所述，乃事绪明也。孔融之守北海，文教丽而罕于理，乃治体乖也。若诸葛孔明之详约，庾稚恭之明断，并理得而辞中，教之善也。自教以下，则又有「命」。

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，他条列教令为后世所称述，就因为他讲的事情头绪清楚明白。汉末孔融做北海相，他的教令虽写得雅丽，治理上却差一些，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。如诸葛亮的教令，内容周详而辞采简朴；庾翼的教令，明确而果断：他们都写得道理得当而文辞切中，这就是优秀的教令了。教令之外还有「命」。

《诗》云：「有命在天。」明为重也。

《诗经》中说：「命来自天。」这表明「命」很重要。

《周礼》曰：「师氏诏王。」为轻命。今「诏」重而「命」轻者，古今之变也。

《周礼》中说：「主管教育的官员诏告周王。」这表明「诏」是用于臣对君的。秦以后则重「诏」而轻「命」，这是古今变化的不同。

赞曰：皇王施令，寅严宗诰。我有丝言，兆民尹好。辉音峻举，鸿风远蹈。腾义飞辞，涣其大号。

帝王发号施令，老百姓敬仰圣旨。国君能慎重地发布诏令，万民都很高兴。光辉的诏策高举，鸿大的教化远播。充分发扬诏策的意义和文辞的作用，使帝王的号令更为盛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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