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心说
〔明〕
龙洞山农叙《西厢》,末语云:“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。”夫童心者,真心也。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;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
龙洞山农在为《西厢记》写的序文末尾说:“有识之士不以为我还有童心的话,就知足了。”童心,实质上是真心,如果认为不该有童心,就是以为不该有真心。所谓童心,其实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毫无造作,绝对真诚的本心。如果失掉童心,便是失掉真心;失去真心,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。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,就永远丧失了本来应该具备的完整的人格。
童子者,人之初也;童心者,心之初也。夫心之初,曷可失也?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。盖方其始也,有闻见从耳目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长也,有道理从闻见而入,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。其久也,道理闻见日以益多,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,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,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,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。夫道理闻见,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。古之圣人,曷尝不读书哉。然纵不读书,童心固自在也;纵多读书,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,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。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,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?童心既障,于是发而为言语,则言语不由衷;见而为政事,则政事无根柢;著而为文辞,则文辞不能达。非内含于章美也,非笃实生辉光也,欲求一句有德之言,卒不可得,所以者何?以童心既障,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。
儿童,是人生的开始;童心,是心灵的本源。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!那么,童心为什么会贸然失落呢?在人的启蒙时期,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,长大之后,又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,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的闻见和理性的道理一经入主人的心灵之后,童心也就失落了。久而久之,所得的道理、闻见日益增多,所能感知、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,从而又明白美名是好的,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;知道恶名是丑的,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,这样一来,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人的闻见、道理,都是通过多读书,多明理才获得的。可是,古代的圣贤又何尝不是读书识理的人呢!关键在于,圣人们不读书时,童心自然存而不失,纵使多读书,他们也能守护童心,不使失落。绝不像那班书生,反会因为比旁人多读书识理而雍塞了自己的童心。既然书生会因为多读书识现而雍蔽童心,那么圣人又何必要热衷于著书立说以至于迷人心窍呢?童心一旦雍塞,说出话来,也是言不由衷;参与政事,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;写成文章,也就无法明白畅达。其实,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,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的话,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。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童心已失,而后天得到的闻见道理却入主心灵的缘故。
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,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,非童心自出之言也,言虽工,于我何与?岂非以假人言假言,而事假事、文假文乎!盖其人既假,则无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,则假人喜;以假事与假人道,则假人喜;以假文与假人谈,则假人喜。无所不假,则无所不喜。满场是假,矮人何辩也。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,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,又岂少哉!何也?天下之至文,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。苟童心常存,则道理不行,闻见不立,无时不文,无人不文,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。诗何必古《选》,文何必先秦,降而为六朝,变而为近体,又变而为传奇,变而为院本,为杂剧,为《西厢曲》,为《水浒传》,为今之举子业,皆古今至文,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。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,更说什么六经,更说什么《语》、《孟》乎!
既然以闻见道理为本心,那么说的话就成了闻见道理的翻版,而不是出自童心的由衷之言。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,跟我又有什么相干。这难道不是以假人说假话,办假事,写假文章吗?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,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,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,正是投其所好;跟假人讲假事,肯定信以为真;给假人谈假文章,必然赞赏备至。这可真是无处不假,便无所不喜呀!满天下全是虚假,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。即使是天下的绝妙文章,因被假人忽视埋没而后人无从得知的,不知有多少。原因何在?因为天下的好文章,没有不是发自童心的。如果童心常在,那些所谓的闻见、道理就会失去立脚之地,那么,任何时代,任何人,任何体裁都可以写出极好的作品来。诗歌,何必一定推崇《文选》;散文,何必非得看重先秦。古诗演变成六朝诗外,近体格体,古文也发展为唐朝传奇,金代院本,元人杂剧,《西厢记》,《水浒传》,还有当今应科举的八股文,凡是讲求圣人之道者都是古今杰出的文章,绝不能以时代先后为标准,厚古薄今。所以,我对那些发自内心的文章体会最深,实在用不着言必称六经,言必称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夫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,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,又不然,则其迂阔门徒、懵懂弟子,记忆师说,有头无尾,得后遗前,随其所见,笔之于书。后学不察,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,决定目之为经矣,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?纵出自圣人,要亦有为而发,不过因病发药,随时处方,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,迂阔门徒云耳。医药假病,方难定执,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?然则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乃道学之口实,假人之渊薮也,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。呜呼!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!
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不是史官的溢美之辞,就是臣下的阿谀之言,不然的话,也是那班糊涂弟子们,追忆老师的言语,或有头无尾,或有尾无头,或是据自己听到的只言片语,写下来汇集成书。后代书生,不明此理,就以为全是圣人的精辟理论,而奉若经典。又哪里晓得,这其间多半根本不是圣人的精论呢!即使真有圣人讲的,也是有的放矢,不过就一时一事,随机应答,以点拨那些不开窍的弟子罢了。对症下药,不拘一格,怎么可以当成万古不变的真理呢!显而易见,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早已被拿来用做道学家唬人的工具,伪君子藏身的挡箭牌了,绝对没法和发自童心的由衷之言同日而语的。呜呼!我又到哪里去寻找童心未泯的真圣人,与他一起探讨作文之本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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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简介
《童心说》是明代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议论文,收录于《焚书》。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,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。
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“童心”的文学观念。“童心”就是赤子之心,“一念之本心”,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“私心”,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。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。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。在李贽看来,要保持“童心”,要使文学存真去假,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;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“童心之言”相对立的伪道学,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。
- 作品出处焚书
- 文学体裁散文
- 创作年代明代
创作背景
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。程朱理学本来有丰富、深刻之处,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,当程朱理学立为官学,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,逐渐走向僵化,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。
而李贽一直抨击程朱理学、批判重农抑商、倡导功利价值、追求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,并和曾经的好友耿定向,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思想分歧,继而发生论战。这段学术论战也是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,为学界所熟知。该《童心说》正是创作于该论战时期。
具体背景为: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丙戌八月中秋之前,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给周思久,即《与周柳塘》,其中谈到,李贽“以妄乱真、教坏毒世”,是“纵情任欲”的人。周思久把该信转给李贽一阅。李贽大为恼火,就在这样的背景下,创作了具有论战性的理论文章《童心说》,是为回答耿定向“以妄乱真”的指责而写的。
其写作时间,据耿定向《与周柳塘》第十八书“顷有诗讽耳顺”一语以及杨起元《柳师中秋寿诞》诗中“重来花甲倍寻常”一句,可以推定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5年)丙戌八月中秋之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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