宜黄县县学记

古之人，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，自幼至于长，未尝去于学之中。学有《诗》《书》六艺、弦歌洗爵、俯仰之容、升降之节、以习其心体、耳目、手足之举措；又有祭祀、乡射、养老之礼、以习其恭让；进材、论狱、出兵授捷之法，以习其从事。师友以解其惑，劝惩以勉其进，戒其不率，其所为具如此。而其大要，则务使人人学其性，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。虽有刚柔缓急之异，皆可以进之中，而无过不及。使其识之明，气之充于其心，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，而无不得其宜；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，无足动其意者。为天下之士，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，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，古今治乱之理，至于损益废置，先后始终之要，无所不知。其在堂户之上，而四海九州之业、万世之策皆得，及出而履天下之任，列百官之中，则随所施为，无不可者。何则？其素所学问然也。

古代的人，从大夫统治的家，诸 侯统治的国，到天子统治的天下都有学校，从小到长大，没有离开过学校。学校有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六艺，有弹琴、唱歌、洗爵，俯仰的仪容，上堂下堂的礼节，用来培养训练身心、耳目和手脚的动作；又有祭祀、乡射和养老的礼制，用来培养恭敬谦让的品德；又有举荐人才，论定官司曲直，接受武器、献捷的规定，用来训练自己办事的能力。学校有老师、同学解释疑惑，用奖惩来鼓励进步，警戒不合标准的言行。学校从事的工作就是这样。它的要旨，是务必使人人培养（好的） 才能品性，不只是防止他们思想行为不端正，胡作非为。人的品性虽然有刚强、柔弱、迟缓、急迫的区别，但是都可以达到不偏不倚的“中”，而没超过和达不到的情况。在学校可使他们识见高明，气质充满心胸，那么在运用才干时，处在前进、后退，得意不得意的时候，没有不恰到好处的；临到灾祸、死亡变故，也不会动摇他的意志。治理天下的读书人，为培养自身作的准备就是这样，要使他们知道天地事物的变化，古今太平混乱的道理，直到减少、增加、废弃、新制（什么政策）、（什么应在）先、（什么应在）后的关键，全都明白。他们在学堂上，四海九州的事务，万代的策略都得到了，等到出来担当治理天下的任务，排列在百官当中，任随干什么，没有不可以的。那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向所学习的就是这样。

盖凡人之起居、饮食、动作之小事，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，皆自学出，而无斯须去于教也。其动于视听四支者，必使其洽于内；其谨于初者，必使其要于终。驯之以自然，而待之以积久。噫！何其至也。故其俗之成，则刑罚措；其材之成，则三公百官得其士；其为法之永，则中材可以守；其入人之深，则虽更衰世而不乱。为教之极至此，鼓舞天下，而人不知其从之，岂用力也哉？

凡是人起居、饮食、动作这等小事，至于培养自身及治理国 家、天下的要点，都从学习得来，不能片刻离开教育。那关于眼看、耳听及四肢的活动，必须与内心融洽；那对开头严格要求的，一定要使他们坚持到结束。用循序渐进的办法培训他们，期望他们通过长期积累（成大器）。唉！这是何等样的高标准哪！所以那（好）习俗养成了，那么刑罚就不用了；那人才已经培养成了，那么，三公、百官就得到人选了；那制定的法规具长期性，那么，中等才干的人就可以保证执行；那习俗法规已深入人心，那么即使世道变衰也不会混乱。办教育达到这样高标准的地步，它鼓舞天下，人不察觉却追随着它，（治理天下）难道还要花功夫吗？

及三代衰，圣人之制作尽坏，千馀年之间，学有存者，亦非古法。人之体性之举动，唯其所自肆，而临政治人之方，固不素讲。士有聪明朴茂之质，而无教养之渐，则其材之不成，固然。盖以不学未成之材，而为天下之吏，又承衰弊之后，而治不教之民。呜呼！仁政之所以不行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，其不以此也欤？

到夏商周衰落，圣人制定的教育制度和方法全废弃了，一千多年之间，教育上如果还有存在的东西，也不是古代的了。人对于自身的品德和行为，只是放任自己，面对政务，处理人的方法，向来本不讲究。读书人有聪明、纯朴、美好的本质，却没有教养、熏陶，那么不能培育成人才，就本该是这样了。用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未成器的“人才”，充当天下的官吏，又承接衰败世道之后，治理没有教育过的百姓。啊！仁政不能施行，处理贼盗的案件积累很多的原因，不就是这个吗？

宋兴几百年矣。庆历三年，天子图当世之务，而以学为先，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。而方此之时，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。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，以群聚讲习。其明年，天下之学复废，士亦皆散去，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，则常以庙祀孔氏，庙不复理。

宋朝兴起已经差不多百年了。庆历三年， 天子谋划当代的政务，把学校教育摆在优先地位，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建立起来。正当这时，抚州的宜黄县还未有学校。要学习的读书人，互相领着寄住在抚州，聚集起来讲学。第二年，天下的学校又废弃了，读书人又都散了离开，而春秋两季用释奠之礼（祭祀孔子）的事已写进了政令，曾经在庙宇中祭祀孔子，（现在）庙不再修理。

皇祐元年，会令李君详至，始议立学。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，莫不相励而趋为之。故其材不赋而羡，匠不发而多。其成也，积屋之区若干，而门序正位，讲艺之堂、栖士之舍皆足。积器之数若干，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。其像，孔氏而下，从祭之士皆备。其书，经史百氏、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。其相基会作之本末，总为日若干而已，何其固且速也！

皇祐元年，恰巧县令李详先生到来，才提议建立学校。而县的读书人某某和他的学生都自认为可以在学校发愤攻读了，没有不互相鼓励和为这事奔走的。所以那木料不收缴而有多的，匠人不待发动来的也不少。学校建成了，集中在一起的房屋有若干间，门和夹墙的位置端正，读书人住的地方都够 了。积在一起的器具有若干，而祭祀、饮宴、食宿所用的都具备了。学校正殿上供奉的塑像，孔氏以下，陪祭的人也都齐备了。学校的书，经书、史书，诸子百家，以及辞赋文章等，不必向外面寻找。那看地基、集中材料、匠人修建的经过，总计若干天罢了，多么周详和迅速啊！

当四方学废之初，有司之议，固以为学者人情之所不乐。及观此学之作，在其废学数年之后，唯其令之一唱，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，如恐不及。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，其果然也与？

正当四方学校初废的时候，官吏们议论，本认为办学校的事，是人情不乐意的。等到看见这个学校的兴建，是在那废止学校几年之后，只是那县令一倡议，全县四方地界之内响应并谋划这事的人，像怕赶不上似的。那么，说人心不乐意办学校，它真是这样吗？

宜黄之学者，固多良士。而李君之为令，威行爱立，讼清事举，其政又良也。夫及良令之时，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，作为宫室教肄之所，以至图书器用之须，莫不皆有，以养其良材之士。虽古之去今远矣，然圣人之典籍皆在，其言可考，其法可求，使其相与学而明之，礼乐节文之详，固有所不得为者。若夫正心修身，为国家、天下之大务，则在其进之而已。使一人之行修，移之于一家，一家之行修，移之于乡邻族党，则一县之风俗成，人材出矣。教化之行，道德之归，非远人也，可不勉与！县之士来请曰：“愿有记。”其记之。十二月某日也。

宜黄县办学校教育的人，本来多是好的读书人。李先生做县令，施政威严，树立仁爱之心，官司审理清楚，事业兴办（得力），他的政务又是好的。趁着有好县令的时候，顺着那向往学校教育和发愤攻读的习俗，兴建教育学习的场所，以至于必需的图册，书籍、器皿、用具，什么都有，用来培养栋梁之才。即使古代的制度、方法等离现在远了，但是圣人的经典都存在的，他们的学说可以考察，他们的法则可以探求，让那些读书人相互学习而弄明白，礼制、音乐、仪节、文采周密得很， 本来有不能照着去做的原因。至于那使思想端正，培养自身的道德、情操、才干，是治理国家、天下的大事，那就使他们进取罢了。假如一个人努力学习，推广到一家；一家努力学习，推广到乡党的邻居和宗族，那么全县的好风俗就会形成，人才就产生了。教化的施行，道德的回归，不是离开人很远的事，可以不努力进取吗？ 宜黄县的读书人来请我说：“希望您（对宜黄县县学）有篇《记》。”我于是写了这篇文章。（这天是）十二月某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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